对于一个具有悠久传统的老大帝国来说，接受崭新的事物总是不容易的。即使这种新事物是微不足道的小玩意，比如名片。名片在晚清传人中国的时候，中国的士大夫把它当作异端来看待，很长一段时间里不断地对它进行攻击。
汪康年在《汪穰卿笔记》里对当时人们喜欢用名片不以为然，他说：“以小白纸为名刺，非吾国制。留学外洋者或不得不如此，否则实不必用。若用之中国人无可为说，用之外人彼不过笑吾国人好学外人而已。”这里流露出典型的中国士大夫的自高自大的心态来。汪康年把学习外国看成是一件耻辱的事情，而且自以为是地想象外国人会嘲笑中国人的模仿。实际上，模仿正说明这个民族还有生命力，还有进取的勇气。回顾汉唐盛世，文化的繁荣正是由于善于学习东西南北各个民族的优长，所谓“百川归大海”也。而近代日本被西方列强打开国门比中国要晚，却迅速通过明治维新全面地学习西方，从而国势蒸蒸日上。相比之下，中国由于传统的负担过重，士大夫怎么也放不下自己的架子，使得中国学习西方的道路一直是一波三折，前进一步，后退三步。一个小小的名片也很难接受，只能说明旧式知识分子心理上有巨大的障碍。名片的优点就在于它的实用，正因为它的实用，所以才迅速地流行起来，而并不是人们为了赶时髦才用名片的。汪康年用一种二元的态度看名片：留学生在国外可以用，入乡随俗嘛；而一旦回国就不要用了——你一使用西方人就看出你是从他们那里学来的，多丢脸呀！这是一种典型的文化自大心理。而这种文化的自大又来自于文化的衰微。自身越是衰弱，越是害怕阳光和雨露；而身体状况良好的人，尽可胡吃海塞也不怕消化不良。汪康年的心理状况表面看来是自信，其实却是极度的空虚和懦弱，他已然意识到自身的机制出现了严重的问题，只是不敢正面解决它而已。名片仅仅起到一种社交工具的作用，它不会对传统的意识形态具有颠覆的作用，但士大夫们依然将它视为洪水猛兽，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巨大的悲哀，连用名片也接受不了，他们还能接受什么新东西呢？
名片的具体形制，笔记里也有所介绍。实际上，名刺这一玩意在中国古已有之，瞿兑之在《?庐所闻录》中有“名刺”一则说：“民国以前制度，名刺用红纸印姓名，字之大小约方二寸，居纸之中而略占右上。京官所用字稍大，外省则尤小焉。率请时下名手，写而刻之。”当时名片的制作已经形成了一个行业，有了所谓的“名手”。有钱有权的人制作名片都请名手来操作，力求质量上乘。名片的制作有一定的约定俗成的规章，体现出森严的等级秩序。京官与外官的差别尤为明显，字的大小也是身份的象征，这也体现出中国作为一个文化泱泱大国的风范来。翟兑之说：“翰林官用大字名柬，其大几遍纸全幅。据《涌幢小品》，则明嘉靖以前尚只用蝇头小楷，后乃渐大。于是有为诗以嘲之曰：‘诸葛大名垂宇宙，如今名大欲如何。’又曰：‘诸葛大名非用墨，清高二字肃千秋。如今一纸糊涂帐，满面松烟不识羞。’”两句讽刺诗妙趣横生，是难得的好诗，名片被翰林们当作面子来看待，而面子不过是一个虚幻的肥皂泡。两则笔记同样是讲名片，翟兑之讨论的是“名”与“实”的问题，与汪康年所关注的“中”与“外”有所不同。单单就名片而言，其中并没有汪康年所想象的那样强烈的文化冲突。汪康年强调说：“唯既用之则亦宜究其式。外国用名刺，大小亦若有限制，最小者乃娼妓所用，而吾国衣冠中乃用之，何欤？”我想，也不一定要死守所谓的“定制”，名片应用的时空环境在变化，名片本身也随之变化，这无可厚非。正如翟兑之的记载：“清季，外国使领及传教师慕虚荣，亦用大字名刺。”可见，洋人自己也不是死守定制。洋人在中国也用中文大字的名片，他们倒是很容易变通的。在这样的小事上如此固执，究竟有什么意义呢？
在国丧的时候，名片的使用也有讲究。汪康年说：“又国丧时用白纸名刺尤可怪，盖外人执丧，必于名刺四周用极粗之墨阑标识，平常之刺则吉服时所用也。今持国丧而用外人寻常之名刺，彼不笑我糊涂，必以为我不服国丧，此必然之理，不能以吾辈不解外人语遂付之不知也。”汪康年不自觉地露出了小小的尾巴：他刚才还口口声声地说要捍卫自己国家的“主体性”，现在却又站在西方人的角度来思考问题，真让人啼笑皆非。既然我们有我们的规矩，又何必过多地去考虑外国人怎么想呢？汪康年前后的说法是矛盾的。他自己就是一个不坚定的半截子的维新派人士，所以他的思想才新旧混杂，相对游离。
一张小小的名片背后，却有一个大千世界。名片本身也是一种半西半中的玩意，因而它也就具有了复杂的文化内涵。
（选自《尴尬时代》，余杰著，岳麓书社1999年出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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